上医治未病！早筛受重视！！钟南山李为民周俭获202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早筛领域，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为民教授团队的“肺癌早期精准诊断关键技术的建立与临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周俭团队的“基于液体活检和组学平台的肝癌诊断新技术和个体化治疗新策略”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钟南山85岁，早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未停下。

从“非典”到“新冠”，从肺癌到慢阻肺，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成果挽救了无数生命，在全球防治呼吸系统疾病领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是“非典”中首先明确病原并实现世界上最高救治率的团队，对“人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呼吸道烈性传染病的防控也起到重要作用。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团队成员们搭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7大国家级平台，助力中国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领头羊”作用。

历时半个世纪，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提出了“隐匿性哮喘”、“无管手术”、“慢阻肺早期干预与综合防控”等国际领先的新理念，构建了国际领先的评估肺癌复发的分子标记物预测模型及慢阻肺早期干预与综合防控的社区模式，对我国呼吸疾病的防控、诊疗及预后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南山团队认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是攻克重大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关键，以肺癌为例，该团队通过及时筛查确诊治疗，手术后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从治病救人到推动跨行业融合发展，钟南山呼吸疾病防控创新团队构建呼吸系统疾病科普基地与产学研转化中心。团队在国家疾病防治急需的领域，紧盯国际前沿理念及技术，同时研发适合国情的疾病防诊治手段和药物。他们还推动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推动全球呼吸道传染病方面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体系的发展。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梁文华称：因为技术的突破，我们跟国际上面的同行交流也会越来越多，每年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生会来到我们中心学习无管微创的手术。

1936年，钟南山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长辈一生敬业奉献，父亲钟世藩曾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一级教授，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母亲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曾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童年时期，钟南山常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和别的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晚上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他家看病，“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感，这是当时热爱医学的一个原因。”

钟南山传承了长辈的治学精神和从医信仰，1955年他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比起医学，他的体育成绩更为突出。第14届全运会举办期间，关于“钟南山在1958年8月首届全运会的测试赛中打破当时400米栏全国纪录”的消息被网友们兴奋地转发，迅速登上热搜。

1971年，钟南山来到广州第四人民医院（今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医生。从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上岗不久钟南山将一位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病人险些丢了性命。

受此刺激，他开始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半年内，钟南山瘦了4公斤，写了4本医疗手记，熟练掌握了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病、脑血管病、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等急诊室常见的主要病症。8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同年，为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加强对慢支炎及肺心病防治”号召，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立“慢支炎防治小组”，其研究成果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此基础上，“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于1979年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呼吸疾病研究团队之一。

1996年，钟南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呼吸科的代表人物。

据《神仙传》卷十记载：“君异居山为人治病不取钱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根据董奉的传说，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往往以“杏林中人”自居。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良医术。

钟南山完全当得上“杏林春暖”四个字。他很多年周六日未休息过，不论身兼多少职务，获得多少荣誉，钟南山总会不断重复一句话：“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上工，在古代是对技术精良的医生的称谓。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上工须在病人疾病还未发作，或是已发作，但还未到严重后果之前，能作出准确诊断并给予防治，治愈率达到90%！

如今，早期诊断率从26.48%提高至60.78%；研发人工智能产品对3-5mm肺小结节快速检出准确性98.8%；建立经皮穿刺获取小样本组织用于肺癌基因突变检测，准确率达95.45%……

2001年起，李为民教授及其团队长期致力肺癌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达到肺癌早期诊断率和5年生存率“双提升”的目标。

李为民关注肺癌早筛早诊领域，源于一名女病人的遭遇。

“这名44岁女性患者，2013年体检时发现2.5mm淡薄小结节影，当时被漏诊；2014年复查时结节直径增大至7mm，因种种原因未处理；2015年长大为27mm，经肺癌手术后明确病理诊断是腺癌，2年后复查时发现已经双肺转移，预后极差。”

李为民认为，“如果女病人在2014年第一次复查发现结节增大时就处理，那么预后将是很好的。”该病人的惨痛教训，让李为民把目光瞄准了肺癌早筛早诊。

如何确定早筛早诊的范围？势必需要关注肺癌筛查高危人群。

在美国及欧洲，大于55岁的重度吸烟者为肺癌高危人群。数据显示，中国肺癌高危人群年龄逐渐年轻化，非吸烟肺癌患者的比例接近一半，小于40岁、小于55岁肺癌患者的比例分别为13.2%和56.7%。如果照搬国外的筛查指南，那么将漏掉90%以上的肺癌。

为何国内外肺癌高危人群有如此大的差异？李为民教授团队深入研究，发现并证实了新癌基因PROM1和CRTC2，发现了中国年轻非吸烟肺癌患者新融合突变基因，BPIFB1等6个新易感基因被“东亚肺腺癌基因组图谱”收录，进一步证实了中国肺癌患者具有特异性的分子特征。

为此，团队提出40岁以上人群应用低剂量螺旋CT（LDCT）进行肺癌筛查，并创新性地利用移动车载CT在四川绵竹、成都龙泉驿区和郫都区、甘孜等地对31500多人进行筛查，最后筛查出200多例早期肺癌。

项目组还以5G信息平台及影像云为支撑，建立华西—县医院—社区的三级协同体系，由华西医院专家从技术上支持县医院及社区医生的诊断及处理方案制定，建立了华西区域医疗肺结节/肺癌全程管理生态圈，推动了肺癌早期规范筛查。

由此，这项研究成果将肺癌高危人群定义为≥40岁，有任一危险因素（吸烟和曾经吸烟、慢性肺部疾病、环境或职业暴露、肺癌家族史等）的应该进行LDCT筛查。这已被写入《肺癌筛查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并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如何精准诊断？如何打破早期肺癌漏诊的瓶颈？李为民教授团队的思路是创新影像组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建立临床资源数据库，突破了肺癌早期精准诊断的技术难题。

通过对临床、影像、病理、基因等多维数据系统的集成和提取，建成了41574例大样本肺癌临床智能病种库，为新型影像技术开发提供大数据支撑。

同时，项目组挖掘CT图像数字化信息，提取病灶纹理、小波、形状、强度等485个特征，并与临床、病理、基因等信息相关联，构建基于影像组学技术的非侵入性肺癌诊断预测模型，提高预测准确性。

最终，大数据和预测模型支撑团队进一步研发出了肺癌（肺结节）AI辅助诊断系统，1分钟即可实现结节定位识别和定性辅助诊断，对3-5mm肺小结节检出准确率达98.8%，大幅提高＜1cm早期肺癌诊断率。

2016年起，该系统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全国155家医院使用，提高了胸部CT阅片效率，减少了肺部小结节漏诊率。

8年前，李为民带领团队建立并完善了肺癌小标本获取方法及分子分型快速检测路径，通过影像智能无创预测常见基因突变（EGFR、TP53等），相比传统方式时间大为缩减。

为了更快地推动肺癌规范诊疗，近年来李为民团队率先整合了染色质开放序列、基因组及转录组特征解析肺癌演化分子机制，发现了染色质开放区域与肺癌相关基因拷贝数变化明显相关，并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描绘了肺癌染色质开放图谱。该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癌症杂志Cancer Res上，该刊同期述评其开启了肺癌多组学研究新时代。

针对临床缺乏高敏感性、高特异性分子标志物的现状，李为民团队从早期肺癌血浆中筛选证实BAI-1、TSP-1等4个分子，实现早期肺癌诊断敏感性达90%，高于常用标志物（敏感性<50%），获发明专利10项并进行了临床转化。同时，在RNA层面发现四个新环状RNA（hsa-circ-0077837等），诊断肺癌准确性达9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创立‘确立高危、规范筛查、系统评估、精准诊断、全程管理’的肺癌早筛早诊早治系列技术，更快地用于老百姓。”在李为民教授带领下，团队通过集成创新，使手术可治愈的早期肺癌（IA 1期）诊断率提高了10倍，达到11.82%（全球仅1.1%)，lA期肺癌诊断率从2011年的26.48%提高至2018年的60.78%，破解了早期肺癌漏诊难题，突破了肺癌早期精准诊断技术瓶颈，解决了肺癌早期分子分型靶向治疗的临床问题，有力地推动我国肺癌精准诊疗的规范化进程。

长期以来，李为民致力于研究“肺癌规范筛查、早期诊断”，这一理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运用，不少体检中心将低剂量螺旋CT筛查纳入了常规体检范畴，但是缺口依然很大。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为民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将肺癌的早期筛查纳入医保，就有希望将肺癌‘扼杀’在早期。”

2020年9月，李为民做客央视“开讲啦”栏目时说，学医的初心是为了病人，是不断地提高技术，始终以病人为中心，回归初心，回归到厚德精业，“一位优秀的医生，眼里不仅仅只有疾病，而更应该有患者。”

在樊嘉院士指导并参与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周俭领衔完成的项目“基于液体活检和组学平台的肝癌诊断新技术和个体化治疗新策略”，获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一个历时近十年的项目，覆盖肝癌诊治的三大临床痛点：早期诊断、术后转移复发，以及个性化的精准治疗。

项目的背后，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一代代良医甘做人梯、薪火相传，共同朝着既定目标披荆斩棘，不断前行。

“基于液体活检和组学平台的肝癌诊断新技术和个体化治疗新策略”这个项目主要包括三个子项目：建立肝癌早期诊断新技术、研发转移复发预警新方案和克服肿瘤异质性制定个体化治疗新策略。

长久以来，甲胎蛋白（AFP）在临床上主要作为原发性肝癌的血清标志物，用于原发性肝癌的诊断和疗效监测。依靠多年的临床应用，AFP的一些不足被逐渐发现，靠AFP来诊断有可能会误诊。

樊嘉院士、周俭教授团队就想找到一个可以弥补AFP不足的分子标志物，决定从微小核糖核酸miRNA入手。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一路披荆斩棘的故事。2011年，周俭团队用7个miRNA组成一个判断组，发现小于/等于两厘米的小肝癌也会呈阳性，再去做核磁进一步确认，确实发现了肝癌，诊断率达到80%以上。樊嘉院长鼓励周俭团队把研究转化到临床。如今，这项研究成果已转化研制出国际首个肝癌miRNA检测试剂盒，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的III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肝癌miRNA检测试剂盒已在全国200多家医院进入临床应用。

据国际著名期刊、美国《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1年发文并配文述评称，“构建循环miRNA肝癌早期诊断模型，灵敏度较临床常用的肝癌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FP）提高30%”，“该诊断模型有望成为肝癌筛查的首选手段。”

周俭说，“通过这样的方法发现了一批早期肝癌，让病人的五年生存率一下子提高到60%，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肝癌术后活过五年的报道。”

转移复发一直困扰着癌症病人。为此，周俭团队建立了一个预警系统，通过循环肿瘤细胞（CTC）的检测，告诉病人术后可能复发转移风险的高低。

这个预警系统帮助团队将病人分类，对低复发风险的病人监控的时间间隔得长一些，对复发风险高的病人监控的间隔时间短一些，并用介入、免疫、靶向药物等防治手段降低病人术后的复发转移风险。

周俭说，自90年代末，导师汤钊猷就已经把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调整到对肝癌复发转移的研究，“癌和良性肿瘤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癌容易复发转移，如果把癌的复发转移能够控制住，患癌就不可怕了。这也是中山医院肝研所几代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据周俭介绍，以前我们没有能力检测到血液里的CTC，后来外国的一家公司研制出测CTC的机器，樊嘉院长马上把机器引进来了。两年前，这项研究正式转化成国际首台全自动CTC分选检测系统，实现了同类进口设备的替代和升级，并成为中山医院的一项常规检测，检测价格也降下来了，减轻了病人负担。

周俭1991年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工作，师从汤钊猷院士、余业勤教授。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肝外科主任，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肝癌门静脉癌栓、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防治及其关键机制等研究，多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重大奖项。

在周俭看来，肝研所从汤钊猷、余业勤等老一辈，到樊嘉和他自己，其实都是在干一件事：“汤老师、余老师等老一辈，让肝癌从绝症变为部分可治，樊院长和我们，希望把肝癌变成一个可以治愈或控制的慢性病。”

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周俭始终牢记使命和人民重托，坚持立足百姓、为民建言、保障民生。在上海两会上，周俭曾提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医药卫生信息互联互认”非常重要。周俭表示，自己是肝肿瘤外科医生，一个病人要看几十张片子才可以诊断清楚。因为信息无法互认，很多病人就诊时，不得不重新拍片子。如果全市或者长三角地区的就诊信息可以互认，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增加就医的获得感。于是，周俭领衔提出《关于建议市人大开展专项监督，推动政府加快实现“城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卫生信息互联互认”的议案》。

1991年的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上，汤钊猷院士邀请生存10年以上20位肝癌病人现场大合唱；2019年中山医院肝研所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樊院士和周俭邀请了40位生存超过20年的肝癌病人现场唱起《歌声与微笑》，其中，最长者已经肝癌术后生存了54年，会场中的有些外国专家流出了感动的热泪。

周俭说，“老一辈常常给我们讲他们当年的故事，如果是危重病人术后，他们都是睡在病人旁边的，遇到病人呼吸不了，甚至直接上去口对口呼吸……。这个优良传统就是以病人为中心、谨小慎微地工作，甚至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因为每一条生命的后面就是一个家庭，你要极端地负责。”

（综合上海复旦大学公众号、央视网、封面新闻、红星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呼吸界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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